[21]为什么会如此？ 从制度变革层面而言，是学堂取代书院，分科之学取代科举制艺。
对于阻挠行为的认定，根据《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包括被征地拆迁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的行为，以及被征地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的行为两种情形。2）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对征收土地公告内容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内容的查询或者实施中问题的举报，接受社会监督。
对于这一前提条件，《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将其具体化为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已经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进行.无疑该项前提条件突出强调了征地拆迁行为应具有实质合法性以及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抗拒或不配合征收活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严重程度，才可以启动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程序。现予以具体分析：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依法对被征地拆迁人安置补偿 国土资发[2007]112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知》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二）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有关人民政府组织本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在责令交出期限届满后催告期限内，如果被征地拆迁人对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予受理，对此《行政强制法》未予规定。同时，要妥善解决被征地拆迁人的合理要求，同时要做到先安置后拆迁，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拆迁、暴力征地行为。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大法官在处理学生权益之救济问题时，一方面不断忧心是否过度干预大学自治。
但基于救济权利的需要，防止大学恣意侵损学生权益，法院又不能不加以司法审查。二、大学生权利的张扬：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到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 （一）释字第382号：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突破 台北商业专科学校学生王某，被学校以考试作弊为由勒令退学。另一方面也看到释字第382号所设置的诉讼壁垒，随着权利时代的到来，释字第382号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自田永案后，在中国大陆大学与学生间所发生的有关退学、学位授予等纠纷逐步纳入到行政诉讼中，这为大学生权利救济打开了司法途径。
[12]参见蔡曜宇释宪声请书。[6]台湾地区的诉愿类似于大陆的行政复议。
因此，有学者发表评论高度肯定该号解释，认为解释打破学校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具有开创性意义。故法院无法遵照常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大法官解释制度已成为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制度，每一个解释的出台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对相关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一、大学自治权的地位：从立法保留到宪法保留 随着大法官会议第380号和第450号解释（以下所涉大法官会议第X号均简称释字第X号）的出台，[1]台湾地区大学自治的法律地位与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丰富。
若是如此，大学生所获得的有权利必有救济也只能是一种空洞的争讼权。通过这两大原则对大学自治行为进行审查，一方面有助于大学自治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权利的实体保障。到释字第684号为止，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大学生在程序上能不能提起诉讼，而是大学生提起诉讼后能不能在实体上获得真正的保障。一例是世新大学的二一退学制。
周慧蕾，单位为浙江大学。从内部视角来看，校园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彻底破除，大学生获得了全面的诉讼权。
因共同必修科目一语未出现在大学法中，部分立法委员认为教育部没有得到大学法授权，擅自在其施行细则中增定共同必修科目的规定，不但在形式上逾越母法授权范围，在实质上更有违害宪法所保障的大学自治。针对该号解释，学界反应不一。
针对立法委员的声请，大法官发表解释文认为：[2]大学自治是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其范围应包含直接涉及研究与教学的学术重要事项。后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均遭驳回。法院所行使的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同样有可能侵犯与干涉大学自治，但相比行政权、立法权，具有消极性，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干涉大学自治，而往往是基于大学生的诉讼请求。可见，该号解释主要从形式正当性角度对大学自治权进行审查。即，该行为是否由既定规则所认定的组织做出、是否按既定程序、是否赋予相对人辩论机会。而随着学生不断地为权利而斗争，台湾地区司法机关逐步对大学自治权建立了正当性审查模式。
陈某认为该选课限制的规定有违宪法上受教育权的保护，使其学习自由受损。（二）释字第684号：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的确立 释字第684号缘起于下述三个声请案： 案例1：台湾大学硕士生陈某选修其他学院所开设课程遭拒。
那么，为何台北高等法院仍以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是立法保留）来制约大学自治原则呢？难道这是法院公然背弃大法官解释的意旨？笔者认为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这种通过对大学校规进行合法性审查来实现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并未获得最终成功。
正当性审查 1994年1月5日台湾地区通过的大学法修正案第1条第2项明确规定：大学应受学术自由之保障，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制度。可见，释字第380、 450号主要在于厘定大学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
二战后，人权意识不断高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保障大学之自治制度时，又忧心对于教师或学生权利之保护是否不足或存有漏洞。若存在对平等原则的限制，那么，需要进一步审查这种限制是否合理。[18] 可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并未背离大法官在释字第380、450号中所确立的大学自治原则，只是尝试着在实务中对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做出一种价值性选择。
加之，类似为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权利者用语不明确，往往导致即使对学生受教育权以外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行为，也屡屡不许救济。遂向学校提出申诉，遭驳回。
而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时，大学自治是否享有宪法保留，解释并未明示。从内容上看，这一限定初步建构了司法对大学自治的正当性审查模式，即大学有关章则之订定及执行自应遵守正当程序。
若参照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分析来看，合法性审查模式能否真正保障大学自治是值得质疑的。另一例是公立花莲师范学院学生纵火案。
[18]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0]诉字第1833号判决书。在判决理由中，最高行政法院虽然肯认了原判决中有关干涉公民权利义务的事项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但是也强调大学自治原则不容忽视，并认为应在尊重大学自治原则下，法律仅对有关学生权利义务事项做低密度规范，即无法律另设规定，则大学自为规定。台北高等法院最后认定两校的退学处分都属于违法行为，其理由主要是校规规定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因为关于学生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大学法中并未有所规定或明确授权。接着进一步提出：因以色盲之有无决定能否取得入学资格，使色盲之考生因此不得进入警大接受教育，而涉有违反受教育权与平等权保障之虞，是否违宪，须受进一步之检验。
因此，为了防范大学成为恣意妄为之地并切实保障学生权利，正当性审查模式同样值得大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借鉴。相对解释文篇幅，这一限定可谓寥寥数语。
若通过审查，则进入第二步，即审查该校规的实质正当性，审查的基准主要是平等原则。前文提过，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大学自治不仅获得立法保留，甚至提升到了宪法保留地位。
针对声请案，释字第450号指出，大学享有内部组织设置的自治权，大学法强制规定大学设置军训室的规定，有违宪法保障大学自治的意旨。四、结语 从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考察可知，法院之所以在涉及大学与学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选择了正当性审查模式，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大学自治得到法律与宪法保障，能有力地对抗行政机关的不法干涉与立法机关的不当规范。
